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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知名法學學者胡云騰做客皖西學院“政法周末大講堂”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編輯:宋明俊 來源:皖西學院 發布時間:2020-12-01 10:57:00 【字體: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著眼于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公正與效果相統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作出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在立法上正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是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的一場重大變革,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成果,對于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優化司法資源配置、依法及時有效懲罰犯罪、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11月23日下午,應皖西學院法學院邀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原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會長胡云騰教授應邀做客皖西學院“政法周末大講堂”第140期,在藝術樓演播廳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解與適用”為主題作專題報告。法學院師生、輔修法學(雙學位)學生,來自六安市區律師、檢察官300多人聆聽了報告。法學院院長劉鑫主持報告并做點評。

  報告中,胡云騰首先通過一個具體的案例介紹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由來與發展歷程。胡云騰總結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五大特點和五大爭議。他認為,當前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定有五大方面存在充分的改革空間:一是對認罪認罰的罪名沒有限制;二是對辦案機關沒有限制;三是對參與主體沒有限制;四是對訴訟階段(偵查、起訴、審判)沒有限制;五是對訴訟程序沒有限制(速裁、簡易、普通)。胡云騰還對認罪認罰從寬是程序還是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我國刑事訴訟活動的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司法職權配置的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會不會變成中國特色的辯訴交易;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何引發了很多爭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發展方向等幾個宏觀問題進行了分析。

  接著,胡云騰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量刑建議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相關爭議問題從十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一是關于量刑建議的性質問題,即量刑建議權是求刑權還是量刑權、是公訴權還是讓渡的審判權?目前學界已經形成較為主流的觀點是量刑建議本質是檢察院、被告人、被害人三方之間形成的合意,法院應當尊重這一合意但其并非審判本身,因此量刑建議權實為求刑權和公訴權。二是關于量刑建議應當是確定刑還是幅度刑?胡云騰指出,無論是精準刑、幅度刑、“天花板”刑還是“保底”刑都符合刑訴法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定,提倡檢察院作出精準量刑建議以降低法官工作量。但是,對于一些事實復雜的案件強求精準量刑建議是不現實的,因此應當秉持鼓勵而非強制的態度。三是關于法院對量刑建議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胡云騰主張法院應當對量刑建議進行實質審查,形式審查將導致法院審判權被架空,與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方向相悖,亦不利于審判的公開。四是關于法官如何建議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現在的規定是,法官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是作出調整的條件,在建議檢察院調整之后若檢察院拒絕調整或者調整后仍不當才可自行調整。胡云騰認為,現有規定程序太過復雜,法院作為審判權主體沒有向檢察院提出反建議的必要,且為了保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效率性只需以口頭形式調整和釋明即可。其中,對于“明顯不當”如何認定是一個困難且有爭議的問題,胡云騰認為,認定明顯不當要從五個方面著手:1、量刑建議要能夠說出理由和依據,說不出理由的量刑建議一般就是明顯不當的;2、區別實刑和緩刑,實刑和緩刑錯位的量刑建議是明顯不當的;3、遺漏了重大事實的量刑建議是明顯不當的;4、遺漏了罪名的量刑建議是明顯不當的;5、遺漏自首、主從犯和認罪態度等情節的量刑建議是明顯不當的。五是應以什么時候的量刑建議為準?胡云騰指出,為了保障量刑建議的精準和對法官量刑發揮更大的作用,應當以充分質證和辯論后檢方最后提出的量刑建議為準,不宜過于拘泥于案件移送法院時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六是如何理解法律規定的“一般應當采納”?胡云騰認為不是所有的量刑建議法官都應當采納,但大多數的量刑建議實際上是應當采納的,這主要是因為量刑建議絕大多數都是檢察官與律師和當事人協商的結果,不全部采納量刑建議是尊重法官的量刑權,大部分采納量刑建議是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的尊重,這兩個尊重要統一起來,不可偏廢。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通過賦予法官10%左右的自由裁量權,法官只要在此范圍內調整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就可視為采納其量刑建議。七是對于認罪認罰的案件被告人是否可以上訴?檢察院是否應該抗訴?胡云騰結合前段時間網絡上熱議的“余金平案”,認為被告人依法享有上訴權,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影響上訴權之實現,而檢察院應當具體分析被告人上訴的原因以作出是否抗訴的決定,不應當逢上訴必抗訴。八是關于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存在問題時,法院未建議調整量刑建議是否構成程序違法?胡云騰分析得出,檢察院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導權,法院此時發揮的是反向制約作用,不建議調整量刑建議不屬于程序違法,但是,法院簡單采納量刑建議導致冤假錯案的,法官不能當然免除錯案的責任。九是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訴同時檢察機關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訴,法院二審可否加重被告人的刑罰?胡云騰認為,如果對法條進行字面解釋,法院應當進行全面審查,二審不受上訴范圍和上訴不加刑限制,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罰;如果遵循價值解釋,對于被告人上訴求輕判、檢察機關抗訴也求輕判的案件,按照情理,二審判決頂多只能以維持原判為上限,不宜加重刑罰。從域外看,由于法律中有明確的禁止不利益變更規定,所以是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罰的。但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禁止不利益變更規定,司法解釋也沒有明確,所以從理論上講兩種觀點都有道理,從實踐中看二審加刑只要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也沒有錯。故解決這個爭論,只有待立法修改或者司法解釋來明確。十是關于量刑建議的說理問題。胡云騰強調了說理的重要性,主張量刑建議的說理應當包括法定依據、從重情節、從輕情節、政策與社情民意、綜合結論等多個方面,并結合有關具體案件闡釋了司法說理的重要意義。

  胡云騰表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具有多重價值蘊含特別是對訴訟當事人具有實在利益的法律制度,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精神和要求。他強調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去正確把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價值蘊含,一要深刻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蘊含的“兩個和解”精神;二要深刻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蘊含的“兩個參與”要求;三要深刻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內含的“兩個節約”;四要深刻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著力實現的“兩個減少”;五要深刻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著眼化解的“兩個風險”。胡云騰指出,正確實施好這項制度,對于有效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的改革部署,契合現代訴訟規律和犯罪治理規律,提高檢察官、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意義都很重大。

  最后,胡云騰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做出總結和展望。他認為,公正、準確地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的統一,有利于提高國家的犯罪治理能力。如何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程序機制,仍然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只有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協同推進,才可能完全實現預期的改革目標。

  報告過程中,胡云騰還結合自身經歷,對如何學習法學給出建議,整場報告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內容十分充實。胡云騰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司法實務經驗,系統的梳理了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內涵和實踐現狀。報告結束后,同學們踴躍提問,現場氣氛熱烈。本次報告開闊了師生的學術視野,讓廣大師生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了更為全面、深刻的理解。(文/劉凡 圖/劉蓋 審核/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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